农民作家如何登上文坛?文学评论家:专家介入


 发布时间:2021-01-14 16:02:34

广东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少 李钟声(评论家):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看广东作家出现“盛世平庸”的现象,第一是作家自身的问题,第二是组织者的问题例如文联作协还有媒体副刊,最后还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最近十来年广东在创作中冒头的作家不多,从作家自身来讲,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经常反思、检讨,自身学养、创作心态以及生活生存心态。当个作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必须有较宏大的知识结构,深厚的学养,人文人才培养不能按过去培养文化人的路子走,那样是瘸脚的,像“五四”之后的大家钱鍾书这些,不是读几本“文艺”概论就可以的,而要涉猎各个学科。

在这个基础上要向厚重级别挺进,自身要求要更高,除了学养、态度外,还应关注社会。作家应该是个思想家,对社会、人生、各种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看法,在沉思中把握普通人民和社会脉搏的跳动,深入到人性里面去,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例如在广东,写民工其实是一个大舞台,但是我们好像还是没有出好作品。广东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广东作家出现了一种情况,总是埋头在写,我认为作家至少是六成时间在读的,还要不断自我反思、检讨,要有自知之明。组织者方面,文联作协的发展应该要跟上时代发展,不能再是过去“文革”前的做法,要改革。

吴冠中多次提出要解散美术家协会,因为他认为协会已经是美术家提高水平的阻力。作为一个文艺团体一个服务部门,组织者管理者应该以服务心态做事,务求提高作家创作率和创作水平。就是说,要关注、挖取和扶持有独立见地、有自己思考、有追求、有潜质的人才,不要让这些真正的人才游离在体制之外,得不到扶持,这就是管理者的失职。另外还有多年不修改稿费条例、展览条例、加入作协的制度等都是需要完善的。散文家黄秋耘生前有一句名言:我要面向文学,背向文坛。这是对这个体制和管理服务部门有意见。

这里面还有一个官本位的问题。也许是中国经历封建统治时间太长,总是以官、级来衡量事情,过五十年再来看是很可笑的啊。要明确,艺术团体不是官场,用官阶级别来管理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广东作协近年来也是一直有做努力,在摸索改革,例如聘任制、签约制等都是不断在改革中的措施,但是改得很慢。老实说,现在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现在社会环境非常浮躁,谁都想出来表演一下。当作家,功利性是必须去掉的,要“退火”,这样才能沉在知识的深层次里汲取真正的养料。我觉得写《白鹿原》的陈忠实很值得学习,经过这些年时间证明他的《白鹿原》在茅盾文学中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他至今不敢拿第二部长篇小说出来。

要是他想写的话,一年一部也许都不成问题。他不写,是因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经常反思,要再写一部水平超越《白鹿原》的长篇需要更深沉的积累。广东作家眼界不够宽,容易自我满足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很难像经济建设那样立竿见影,它需要时间的积累。广东文学的现状,自己看,和外界看,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掩盖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必然会产生一种幻觉,从而夸大自己的成就。我注意到,不少广东作家,匮乏自省精神,对自己的写作缺少清醒的认识,也不能自觉置身于全国的视野里来定位自己的写作。

眼界不够宽广,就很容易自我满足。因此,如何让自己在同一个平台上和全国各地的作家对话,从而正确看待自己写作中的优势和不足,是每一个广东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广东没好作品,作协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谢有顺:作协是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和每一个人的写作并无直接的关联。出不了好作家、好作品,责任并不在作协。写作是一种个体劳动,是独立、自由的,一个人在写作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只和这个人的写作才能、心灵质量有关,与组织何干?冀望于一个组织或团体来拯救文学的想法,本身是荒唐的。

中国有哪个名作家是靠组织扶持出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写作的才能,你就是把他放在神龛上供起来,也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写作只和个人的才华、智慧和勇气相关。李钟声:作协本身就是个服务部门。最重要的是挖取真正有水平的作家,不要让他们游离在体制之外。谢有顺:我认为作家和作协之间应该是松散的关系。聂绀驽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散宜生”,说得多好啊,散宜生,散易生啊。散意味着自由,而自由是文学的命脉,自由适宜文学的生长。文学要发展,自由的写作气氛太重要了。

研讨会空话套话问题在于“审美瘫痪” 谢有顺:遍览中国,空话套话早就是汪洋大海了,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都充斥着滔滔不绝的空话套话,文学界又岂能独善其身?而我想说的是,就文学会议而言,空话套话的后面,表现出的是一种审美无能或审美瘫痪。审美无能是文学批评真正的危机。一些人,根本不具有解读一部作品的审美能力,也无从判断一部作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这种人,除了说些空话套话,又能奢望他做些什么呢?文学是一个专业,是专业就有专业精神,不推崇专业精神,不尊重专业人士,只是把文学当政治或当商业来经营,各种怪现象自然就会层出不穷了,又岂止是空话套话? 李钟声:这关系评论家良心的问题。

拿美术界举例,美术界不缺画家,但是缺有良心的评论家,他们都是在炒作以期抬高市场价格。在西方,画家是不参与经营的,全权交给代理,评论家的评论很权威。文学评论家也是这样,出来了作品,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缺乏争鸣,评论对创作引导的功能完全看不出来。这里面其实和组织部门也有关,他们发看稿费,造成了不好的风气,很多人拿着看稿费就应付过去。文学评奖不公到底还是人本身的问题 谢有顺:业界对于文学奖项争议比较大,其实,不单是文学奖,每一个奖项的标准和体制都不同,很难抽象地谈论一种评奖制度。

况且,文学是见仁见智的行业,任何评奖体制都难保不会引发争议。其实,一个文学奖如何,体制固然重要,谁来评也非常重要。文学奖如果只注重程序和体制,而忽视了评委的构成是否具有艺术眼光和道德公信力,同样会出问题。文学的问题、评奖的问题,一旦追问下去,就会发现,归根结底还是人本身的问题。没有可信任的人,就不会有可信任的评奖体制。作协主席都应该是作家? 李钟声:中国作协主席本身都是参与文学创作的一流作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创作最优秀的人来当领导,但是领导必须是和作家心灵相通,能真切感受作家脉搏跳动的,这个就要求他必须具备过硬的艺术创作能力,但是,他还要对地区的文学创作繁荣负责,这又需要他的组织管理能力。

当然,二者兼备是最好的。毕竟在艺术部门,自身具备一定创作水平才能有艺术号召力。我经常鼓励编辑自己也要写文章,只有自己写好了人家才会信服你的修改。广东盛产报告文学与广东盛产老板有关 李钟声:广东是报告文学大省,这的确有些奇怪。其实,在改革开放前,广东是没有报告文学的,作家都重视小说不重视报告文学。改革开放后,我是算比较早写报告文学的。上世纪80年代我和谢望兴合作写一本《岭南作家漫游》,写改革后最活跃的一批作家。1985年至1990年就开始写报告文学,写了很多,一篇动辄就四五万字的。

后来报告文学也就慢慢活跃起来了,改革后出现了大批企业家,那时候的报告文学有广告文学的倾向,主题主要是写这些企业家,变成了作家一种赚钱的手段。曾经,有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中山一个厂的老板,登报后那个老板把那三万份报纸都拉到厂里去送人。那时候的报告文学走进了商品交换的圈子,是作家从事广告文学的捷径,但是实质上那些文章很多连通讯都谈不上。其实广东的报告文学写得好的非常少,作家不是记者,作家在时代记录的时候不仅是把事实告诉读者即可,要在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去沉思,要有独特见解要有反思,这样才能出艺术品。

这一切历史是会检验的。后来出了一个真正写得好的,是《深圳特区报》的一个姚记者,获得过两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广东还盛产“时政文学” 李钟声:除了报告文学之外,广东还出了许多跟风之作、与时政结合得特别紧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双刃剑”。现在不能再像“文革”那样给作家分任务,分任务的创作是不能把生活融到作家血液中去的。但是组织者和作家本身都要关注社会,要想办法发言,以文学独有的形象的方式去发言。尤其是体制内的作家,拿国家工资的作家,更应有这样一份社会责任。

广东作家对于社会关注的热情很高,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注意不能把文艺作品“炒成快餐”。广东文学家 看广东文学 ●学者林贤治: “作协很少叫我开会” 游离在作协体制外的知名作家林贤治很少在作协的会议上露面,“他们知道我不去,也就不会叫我参加。” 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不应该局限在一个地方里谈。他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国的语言环境被污染,文学作品“缺乏表现力和弹性”,“作家创作小说,就是编一个故事”,而且故事很低劣,随随便便就加入性的内容,对小说本身却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对于喜欢到北京开作品研讨会的这种现象,林贤治认为,那“都是在打肿脸充胖子,给点钱,好像到北京开个研讨会,就是把作品提升一个层次了。” ●评论家张柠: 广东文艺界带有急功近利色彩 曾经供职于广东作家协会的批评家,如今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张柠认为:广东文艺界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关注市场。“作家要赚钱,就不能创造出好作品”,而且这种现象还很普遍。而且,历史上来看,岭南文化也是比较“不注重积淀”的,或者说是很少关注,是一种世俗文化,讲究“行动”。

文学是“务虚”的,而岭南文化是务实的。不过,最后他也有自己的豁达,他笑称,广东人经济发达,物质上过得充实也就算了,“从整个历史格局来看都是这样的”,所以也就“不必在意其他了”,如果要精神上的充实,买外省人的作品看就是了。●杂文家鄢烈山: “广东杂文界相当弱”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杂文作家鄢烈山认为“广东杂文界相当弱。”他说,广东杂文协会换届后没办什么活动,最近五年来都没什么活动,不像江苏每年都有联谊交流,“广东人都各忙各的事了,热心组织的人少。

” ●引进作家一致认为广东文艺创作环境“挺好” 被新引进广东作协的几位作家,魏微、盛可以、盛琼都认为广东文艺创作环境“挺好”。盛琼对广东文学有信心,称看到广东文学的进步。她认为,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对心灵的追求也越来越重视,对文艺界越来越看重,人们都开始从浮躁中沉下来,文艺的氛围越来越浓。魏微则认为对于作家而言,身处经济富裕的广东,走在时代潮流前方,“多感受时代第一线也是很好的”。魏微和盛可以对客观环境没有过多评价,但是她们都认为写作更多是个人的事,魏微说,“写作是自己写东西,而且我的风格是往里头走,比较内向的,所以在哪儿写都一样。

”盛可以也表示“写作是靠个人的事,我始终在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创作”。●打工作家王十月:广东作协为我创造了条件和平台 由打工文学的写作者进入广东作协的王十月对加入作协很明确,“也没必要太另类,而且加入也没什么坏处”,“对写作者来说没什么变化,反正我专心写好自己的作品就是了”。不过,广东作协的确是为他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平台,像把他送到鲁迅文学院去学习,比如平时开的一些讲习班,他都感觉有所启发。他还谈及广东省作协的一个显著优点———包容性和开放性。

“它没有一种地域性,不会说担心培养了一个作家,他就必须呆在那个地方,不能到外面走来走去的。”(梁烨妮 袁惠瑜)。

作家 农民 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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