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650岁城墙“植入”钢筋桥 墙内墙可近距离观赏


 发布时间:2020-10-20 19:11:44

在其来临前夕,南京千年古寺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内,民众在五彩琉璃一样的重建大报恩塔下,亲身参与了一场明代汉式中秋拜月礼,“穿越时空”感受了一回古代文人的风雅中秋佳事。农历八月十四当晚,位于南京秦淮河畔、明城墙外的大报恩塔亮起五彩灯光,闪烁在城市夜空之中。提前沐浴的参祭人员身着明式汉服,在大报恩塔下向月亮的方向安放好祭桌,点燃红烛,铺设好席子,正坐于祭者席。随着一声“丙申中秋拜月仪式现在开始”,参加者开始“邀请月姑娘”的礼仪。据介绍,“请月”的来源独具中国传统的神话韵味:“月姑”即为天上的七仙女,据说,在中秋节月圆之时,人间的欢乐与祥和,会让七位仙女羡慕不已而纷纷下凡,为人们排忧解难,预知祸福,并亲尝人间各种美味。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的民众,都饶有兴致地跟着同诵:“月姑姐,月姑姨,请下月姑谈天意,门口一口井,请下月姑照水影;门口一洼塘,请下月姑玩一趟;花衫子,有你穿;银钗子,有你插……”在充满童稚的民谣中迎来了神圣美丽善良的“月姑”。根据传统的流程,请月之后,便是祭月。身着明代汉服的主祭出位,到奠席前,跪于参祭端上端盘。端盘中,分别摆上荷花、莲藕、柚子、花生、石榴、菱角等。据介绍,每道食物都有涵义:上荷花、莲藕,是为了祈愿亲情相依,爱情相连;上柚子、花生,则是祈愿儿女双全,子孙满堂;上石榴、菱角,祈愿子孙团结,聪明伶俐;上月饼、西瓜,祈愿团团圆圆,幸福美满。随后分别是上香、祭酒、读祝、上香、祭酒、读祝、拜月环节。

主祭及参祭者一起向月神行三拜之礼,而这三拜,分别代表了风调雨顺年年丰、月圆人圆事事圆,以及家和国和天下和。一位带着孩子参加这次拜月礼活动的年轻女士笑着告诉记者,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古代文化仪式,“觉得很有意义,可以让现代的孩子了解中华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多彩多样。而在古寺宝塔这样的氛围下,又显得格外真实,真的好像‘穿越’一样。” 据了解,致力于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报恩讲堂已陆续推出雅乐团招募、再现琴瑟和鸣、中华箭阵、国学精髓12讲、开笔礼等,接下来还将陆续推出更多古典仪式,再现中华文化经典。(完)。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中山陵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台湾、广州、上海、南京等地的150多位嘉宾,围绕“孙中山与现代中国”主题进行深入研讨。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刘德海先生,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导朱庆葆先生,台湾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博士,孙中山亲属后裔代表孙必达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孙中山先生的曾侄孙孙必达先生在会上表示,“尽管我并没有见过家族中这位伟大的祖辈,但我的父亲总是会跟我回忆起和曾叔祖父相处的情景:工作占据了曾叔祖父大量的时间,他时时刻刻都在无私地工作,在考虑国家和人民的事。” 台湾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博士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来过南京中山陵好几次,每次在这里面对中山先生的遗像,都会思考很多、痛定思痛,想起先生当年为革命四处奔走,检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为何没能很好地继承他的事业。

”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蒋永敬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立文女士、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蕴茜女士、扬州大学教授周新国先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鹏仁先生等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截至目前,研讨会已经收到论文46篇,主要围绕“孙中山与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对当代的启示”、“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与建国思想”以及“后世纪念孙中山的研究”等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会议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京大学、南京市委统战部、中山陵园管理局、民革南京市委会联合主办,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江苏省历史学会、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孙中山纪念馆承办。

(完)。

哪种视角更逼近“南京”真相 周南焱 正在上映的《南京!南京!》和即将上映的《拉贝日记》成为近期影市的焦点,这两部以不同视角反映“南京”题材的故事片,引发观众的争议势所难免。前者以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视角为主,后者采取了拉贝等欧美人的视角,哪一种视角更公正、客观,更为接近“南京”真相?不同观众自有不同见解。在商业娱乐片盛行的今天,这是两部值得尊重的严肃主题影片,两片各有新意,也因视角迥异带来各自的缺憾。在反映大屠杀题材的影片中,《辛德勒的名单》被誉为最佳之作。加害者、被害者和拯救者三方的形象在片中都表现得非常饱满有力,对战争和人性的刻画真实而震撼。在《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中,也涉及到加害者、被害者和拯救者,但两片各有偏重,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塑造出三方完整立体的形象,因而也引起观众不同程度的质疑。陆川在《南京!南京!》中主要关注加害者和被害者,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贯穿全片始终,这是该片新颖独到之处。

以往影视剧中的日军形象过于脸谱化,此片通过角川揭示出战争中的人性之殇。但这个角色在日军中颇显异类,属于一个厌战者,并不具有普遍性。影片并没有对日军在南京骇人暴行的深层原因加以挖掘,也未能表现出战争机器对日军人性的普遍扭曲。与角川的视角相对应,电影里中国人的抵抗形象也各不相同,但因戏份分散而显得单薄。片中的拉贝更显软弱无能,拯救者形象荡然无存,这也有失史实公允。从日本士兵视角来看南京大屠杀,陆川这种跨文化以求沟通的勇气足堪敬佩。但跨文化的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中日民族文化心理的隔阂并非简单地用“人性”所能阐释。《拉贝日记》的德国导演佛伦堡格同样遇到跨文化的障碍,影片表现拯救者拉贝等外国人的形象较为裕如,但对加害者日军和被害者中国人的艺术塑造显得颇为造作,有裹足难行之感。尤其是影片结尾南京难民送别拉贝的场面,如同欢送领导视察,显现出编剧的僵硬,未能将结尾推至情感高潮。佛伦堡格也自称对其时的中国人存有文化隔膜。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曾有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写诗也可指艺术创作,因为再高明的艺术,也不可能替代真实的苦难。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来说,它是一片永远无法被照亮的黑暗。拍“南京”故事片是不是野蛮的?也许我们不该抱着苛求的态度加以挑剔,对于这两部影片,能让我们记住历史并获得感动、反思就够了。

城墙 明城墙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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