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长干"地名常现于古诗词:李白"长干行"等(图)


 发布时间:2020-10-27 14:58:36

每一次地名的改变也意味着历史的变迁。12月30日,浙江杭州举行了浙江省、杭州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宣传活动。从2015年元旦开始,地名普查工作将进入全面普查阶段。在地名普查过程中,不仅要查清各个地区的名称,更要把地名的内涵、故事、来历完整的记录下来。地名是重要的公众信息,优秀的地名更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据了解,近年来,浙江省年均新增地名4000多个,但同时,一些富有文化内涵的老地名也在逐步消失。地名普查作为记录地名的重要手段,对记录历史有着重要作用。当日下午,杭州举行的浙江省、杭州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宣传活动中,免费发放了宣传手册以及《萧山地名文化系列地图》等地名普查的试点成果,解答了现场观众对地名普查的问题,并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萧山市民钱女士在现场拿了两本2009年和2010年的萧山社区地图,她认为,地名普查这件事做得很有意义。“年轻人可能不感兴趣,但我觉得这还蛮有用的,因为解放以来地名变更很多,很多档案都没有记录,这些地名的变迁都可以作为资料,所以我觉得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对历史和传承很有帮助。

”钱女士对记者说到。“有些很多年前离开故乡的人,现在想要找回当年的记忆,但街道变了,地名变了就找不到了,这个事情就能帮助他们。”在萧山居住了几十年的徐树林也认为,这些地名对后来人了解历史有帮助。浙江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处长汪勇飞告诉记者,地名的来历和地名变故都是地名普查中的内容。地名普查不仅要弄清各地的名称,还要把地名的内涵、故事、来历完整记录下来。不光是给老百姓提供出行交往的信息,还要记录历史的变迁、人类的活动、文化的内涵。据汪勇飞介绍,此次地名普查将以2014年12月31日作为普查标准时点,补充查清在这之前变更、新增的地名,并从2015年1月1日起就将进入全面普查阶段。在此过程中,还要促进地名普查成果应用,建立区划地名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完)。

地名不仅是一个名称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还有其历史、文化、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意义。早期的地名实际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如商朝人,几乎将所有做过都城的地方都称为“亳”,早期迁移到的地方也命名为“亳”。早期的地名后来成为国名,成为朝代的名称,其实开始往往是指具体的地方,例如秦、汉、魏、晋、宋等。以“汉”为例,来源于汉水,因为有了汉水,才有了汉中等地名。地名的迁移也反映人口迁移或民族的迁移。比如汉高祖刘邦的祖籍是丰县(今江苏丰县),他父亲长期生活在丰县。

刘邦做皇帝以后将父亲接到关中,尊他为太上皇。但太上皇却闷闷不乐,表示住在关中不开心,因为听不到乡音,看不到邻里斗鸡遛狗,吃不到路上卖的饼。于是刘邦下令将丰县居民全部迁至关中,为他们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复制丰县。据说复制非常成功,移民将从家乡带来的鸡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来的窝。这座新城被命名为新丰,就这样,丰县的地名被搬到关中。类似这样的例子历史上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从北方搬到南方,从中原移到边疆。

很多地名本身就记录了一段历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两个县的名称:闻喜和获嘉。闻喜本是西汉河东郡的曲沃县,汉武帝经过时获悉平定南越叛乱的喜讯,即改名闻喜。当汉武帝行经河内郡汲县新中乡时,又传来了发动叛乱的南越丞相吕嘉被俘获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设一县,命名为获嘉。还有很多具有纪念性质的地名。从早期将黄帝陵所在地称为黄陵,到近代全国很多以“中山”命名的地点,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园、中山市等。有一些地名反映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观念和价值趋向。

比如民国年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设博爱县、民权县,台北市有忠孝路、信义路、仁爱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复兴、建设等命名。有的地名是地理环境的反映,而命名时的情况与当前不同,这类地名在研究历史地理时很有意义。比如河南与河北划分是以黄河为界,但也可发现,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黄河北边,所以地名本身归类是一回事,但以后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恰恰为研究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变迁提供了依据。还有一些地名体现了近代殖民的历史。

比如东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国入侵之后被换成俄国地名,香港被英国占据后,很多英国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地名如果只是记录它所代表的空间范围,那么它是纯粹的地名。实际上,地名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尊上有铭文,铭文上面出现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中国”二字。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占有了中国,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家,并且统治那里的民众。

” “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来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集合用的标志。由于集合时这面旗帜总是处于中间,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义。“国”(繁体为“國”)中间的“口”表示人,有几个口就是几个人,所以称为人口;“口”下面的一横表示一片土地,无论生活或生产都离不开自己的土地,所以还得有人拿着戈守卫;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墙。所以“国”实际上是有围墙的、有人守卫的一个居民点,一个聚落,一座城。

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这就是中国。商与西周的国都很多,春秋初期还有1000多个。在这么多国中间谁有资格称为“中国”呢?只有最高的统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中国”是天子所在的国。东周时,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各诸侯国间相互吞并,国的数量越来越少,国土越来越大。到战国后期,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

以后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比如契丹人建立辽朝,到辽朝后期,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北朝时,南朝、北朝都称自己为“中国”,隋、唐统一以后它们都成了“中国”一部分。“中国”实际上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有了“中华”和“中国”两种简称,以后基本都用“中国”了。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中断了历史的延续。一些地名,特别是县名和县治所在,从秦汉时期沿用到现在,2000多年来,不仅名字没有改,地点也未曾发生变化。

但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从此就消失了,与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复古地名,却往往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从更改、消失再到恢复的过程,总是会产生许多麻烦。比如,沔阳是从南朝就存在的地名,后设置过郡、县、州、府、镇,但到1986年,沔阳县被撤销,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县治所在镇的名称。荆州市一度改成荆沙市,后来又恢复。襄阳与樊城改称襄樊市,现在又恢复为襄阳了。

一些地名本来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或是与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与此同时,任意恢复古名的举措产生了不少后遗症。更改地名,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有割断历史的危险。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们的文化历史。(作者葛剑雄 系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

长巷 地名 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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