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亿天价环境公益诉讼案即将二审


 发布时间:2021-01-14 10:05:44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在宁夏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起诉8家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污染腾格里沙漠”,要求相关企业恢复生态环境、消除危险等。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7个工作日内,也就是本周内,给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新京报》8月18日) 去年曝出的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因情节恶劣、影响大,受到广泛关注,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后,地方政府开始整改,部分企业主被追究刑事责任,部分官员遭行政处罚。不过,据绿发会调查,污染地点的修复有的进展缓慢、有的整改停滞;甚至有企业公然违反“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觊觎政府公共资金即纳税人的钱,以对污染场地进行修复。因此,绿发会向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环境公益诉讼,试图追究相关企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现在,笔者关心的是此案能否立案并胜诉。因为绿发会不是“腾格里沙漠污染”的直接受害方,与该案没直接利害关系,法院未必一定会受理此案。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也规定:原告必须是被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或者组织。

受制于此,我国鲜有环境公益诉讼案,更别提公益诉讼案的胜诉了。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7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1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等共计8起公益诉讼案,法院均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而未予立案。直至去年元月,随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环境公益诉讼大门总算打开一条缝。新修订的民诉法第五十五条指出:“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环保组织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第一次在法律明文中得以体现,这一修订被普遍视为中国环保公益诉讼的破冰之举。当然,由于上述规定用词不是很明确,“法律规定”这个限制词只管到“机关”还是管到“有关组织”语焉不详,一些法院认为“机关和有关组织”均受“法律规定”限定。鉴于目前的法律尚未对中华环保联合会、绿发会等社会组织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作出明确规定,一些保守的地方法院往往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立案。由于得不到法律和理论上的有力支持,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此次绿发会启动的“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能否被法院立案还是未知数。

不过,我从绿发会上个月启动的“康菲溢油”重大事故环境公益诉讼首次被青岛海事法院立案的消息中,还是看到了希望——既然坚冰已被打破,环境公益诉讼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今年4月,修订后的环保法进行第四次审议,期待进一步放开环境公益诉讼准入门槛,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同时,希望各地法院落实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以此鼓励和提高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根据目前正在审议的环保法修正案草案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将只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这在业界引发激烈的争议,甚至有专家称“这是一种严重的倒退”。一些业内专家表示,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公益性存在质疑,很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现象。据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中华环保联合会采取企业、个人两种会员方式。企业会员分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主任委员单位、主任委员单位5个级别,根据级别不同,每届分别缴纳1万-30万不等的费用。在这些企业会员中,很多都是曾被曝光的“污染大户”。在向相关会员企业收取会费情况下,显然难有底气对相关污染环境会员企业提起诉讼。另外,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限定为唯一一家组织,也很容易如业内专家所担忧的诱发权力寻租行为。可以想见的是,如果这家组织意欲对某家企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该家企业闻讯后就可能会通过缴纳会费试图成为该组织的会员,以此逃避该组织对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如果一家组织垄断了发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就可以根据企业是否缴费成为其会员,而对企业进行“选择性起诉”。这种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垄断,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其次,以当前我国环保工作形势之严峻,赋予一家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资格,也难以承担起重任;再次,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引入公众监督制约污染环境行为,所以不宜将相对更能代表民众的民间环保组织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之外;另外,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限定为唯一一家组织,诉权过于集中,如上所说的,也很容易诱发权力寻租行为出现。给予其他环保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资格或会引发“滥诉”的担忧,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样存在风险,提起诉讼者如果败诉,同样要付出代价,这就足以制约环境公益诉讼“滥诉”现象发生。扩大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范围,给予具有合法资格的民间环保组织环境公益诉讼资格,才会更加有利于发挥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效用,促进环境保护工作。

征信系统不能无视消费者利益 □吴学安 报载,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旗下上海资信近日推出全国首个基于互联网的专业化信息系统,用于收集P2P(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的信用贷款)网贷业务中产生的贷款和偿还等信用交易信息,并向P2P机构提供查询服务。此次推出的网络金融信息共享系统收集并整理了P2P借贷者的个人基本信息、贷款申请信息、贷款开立信息、贷款还款信息和特殊交易信息,通过让P2P平台之间信息共享,帮助P2P机构全面了解授信对象,防范借款人恶意欺诈、过度负债等信用风险。近年来,不时有人呼吁建立一种征信管理制度,以此来提升公民诚信水平。或许过去没有征信制度时,人们一直迫切地希望能借鉴国外经验尽快予以建立。然而,当真的征信制度出台后,人们却又有一种担忧,征信记录会不会被单方面所把持,也就是说,信用报告不能由征信机构一家说了算。

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关系。当银行和客户双方有矛盾时,如果不良信用记录仅由银行一家说了算的话,那么银行就有可能“挟信用以令客户”,逼迫客户为一些不合理条款埋单。譬如,近来就有报道说,个人的电话缴费记录将与银行诚信系统挂钩,还有消息称,个人征信系统将把醉驾者也纳入银行个人不良记录。当银行和客户之间发生矛盾时,有时是客户的责任,但有时也是银行的责任。如果仅仅听银行一家之言的话,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说真的,无论是信用泛滥,还是信用失信,都与银行不无关系。当初,银行急功近利滥发信用卡,银行和客户都缺乏一个明确的信用概念。或许银行依靠其强势地位,使自身的信用污点无从查询,但是客户的信用污点却被牢牢地记录在案了。在双方存在利益纠葛的情境下,理应确保征信记录不为某个强势者所利用,务必保证客户的利益不被信用报告所误伤。

一个顺理成章的建议是,正式出台的征信管理条例应该明确,如果给客户记上信用污点的话,那么银行应该事先通知客户,听取其必要的解释,以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假如双方不能取得互信,那么则应该寻求第三方介入。惟有如此,征信才能更有威信。□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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