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湛江空气质量持续全国“领鲜”


 发布时间:2020-10-20 23:11:37

众所周知,世界正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然而,这个挑战的真正内涵却不为很多人所知。气候变化的深远影响并不在科学或技术层面,而体现在经济、社会以及治理体系与生态系统如何相互作用等方面。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治理体系并非为应对气候变化之类的新问题而设计。通常来说,政府体系主要致力于处理三方面问题:经济增长、提供安全以及社会福利。虽然不是每一个政府都成功完成了这三项任务,但从总体上说,政府至少都在尝试实现这些目标。气候变化议题则不同。它是一个新命题,并引出了一个新概念:人类正进入一个崭新且不稳定的时代。这一时期,人类是地球生态变化最主要的驱动者,即一些科学家所说的“人类纪”。对于人类活动,地球可能会以一种潜在的灾难性方式做出反应。譬如,降雨形态改变、极端天气频发、海平面升高、各种新地域气候的形成,都将给人类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人类文明逐步进入与过去一万年截然不同的新时期。人们习惯于以国家总收入的增长情况来定义发展。然而,这样的增长并不能与人类福祉直接画等号。

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被满足,并且有了不错的收入,更多的物质满足无法让人们获得更多幸福感。新的经济思考应当明确这一点:经济活动并不只是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而是为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服务的,它需要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面对挑战,如何才能设计出更有效的应对方式?其策略不应是单一的某项工程,而是各个层面均需有所行动。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很必要,但这只是策略的一部分。更何况,这方面的转变并非要等到相关国际合约达成才能启动。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以分散的形式在各地加以应用,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每一个社区都开展行动、与生态系统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至关重要。有效的气候治理需要各方有效表达意见,通过开放有效的沟通,将各种具体建议统一到同一目标。发展新型经济,使其朝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转型,需要更多探索。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了许多创新与试验,例如“转型的城镇”、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协议以及建立排放交易监督网等。当前,我们虽然已经很难让气候变化的脚步彻底停下来,但仍可通过调整社会、经济及治理系统来加以应对与控制。

气候变化就像一面镜子,人类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好坏。重要的是,即便在坏的一面很强势的时候,我们也有办法让它向好的一面发展。(作者分别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悉尼大学教授)。

家中60多个用于养鱼的网箱刚刚拆除,56岁的安徽省霍山县农民储成龙靠着一颗老树,郁郁地抽着烟——这个大别山腹地的汉子早年经历了农民到渔民的身份变换,眼下却没有做好再从渔民再变回农民的准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难道有错吗?”储成龙十分困惑。在他身后,佛子岭水库源源不断地将水输送到140公里之外的合肥市,水质好坏与否影响着近千万人的饮水安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多地推广的网箱养殖技术为民众增收不少,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投放饵料和鱼类排泄物聚集,加上大量网箱占据水面,导致表层水体流动性下降,严重降低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进而破坏水资源体系。今年3月起霍山县启动的当地水库网箱及库湾养殖设施拆除工作目前已基本结束。虽然村民们基本上都得到了合理的补偿,但其中一些人还没有适应身份的骤变,为自己以后的出路担忧。

中国生态资源丰富,但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十面“霾”伏、地下水污染、耕地重金属超标等一系列生态安全公共事件凸显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生态环境保护亟须从事后管理发展为用制度和法规的“红线”约束。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在中共十八大已经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三中全会充实了生态红线、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生态补偿等有关内容,建设“美丽中国”的体系变得更加完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认为,决策层在这个时候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战略性部署,做出了关键的决定。环保部今年9月发布消息称,力争在2014年完成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工作,出台国家生态红线管控的政策措施和生态红线管理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社区和个人在生态红线区域生态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对生态红线区域实行最严格的管控制度,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红线是对影响自然行为的底线管理,可以分为区域地理、环境质量、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几个类别。”夏光说,“江河源头地区和生态屏障地区,就不能强求其大力发展经济。一旦划定为自然保护区,当地发展就通过生态补偿来实现。” 由财政部和环保部支持下的中国首个跨省水环境补偿试点项目,在新安江流域已经开展两年,补偿金每年5亿元——皖浙两省各出资1亿元,水质达标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不达标则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不论达标与否中央财政3亿元全部拨付给安徽。在监测时间和环境都更加严厉的情况下,新安江水质保持优良和稳定。黄山市环境监测站站长何文英表示,2012年的水质监测结果数值是0.83。这意味着水质优于基本标准,浙江给予安徽1个亿。生态补偿制度写入三中全会公报令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局局长聂伟平备受鼓舞,“如果没有生态补偿机制的推动,新安江治理不可能推进地如此系统和全面。

” 尽管如此,聂伟平认为生态补偿的内涵还比较窄,只停留在工程治理,对上游为保护水质的维护成本和牺牲的机会成本未计算在内,期待未来能够进一步拓展生态补偿的内涵。(记者詹婷婷、杨丁淼、孙晓铮)。

湛江 经济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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