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涉足P2P 不为个人放贷风险兜底


 发布时间:2020-12-04 15:33:55

PPP政策转向防风险 2018年规范项目成主基调 ■一帆 新年伊始,伴随多地政府公布2018年PPP项目计划,强化监管,规范项目成为政策主基调。自2014年起,PPP模式历时四年呈现爆发式增长。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末,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项目6874个,投资额10.3万亿元,落地项目数2587个,投资额4.4万亿元,落地率37.6%;储备清单项目7033个,投资额7.2万亿元。中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PPP市场。目前PPP改革已建立起“五位一体”制度体系,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落地了一大批支持转型发展和民生保障项目。这项改革促进了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业态的创新,特别是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统筹政府市场两个资源方面,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有益探索。不可否认,PPP改革取得了预期成果。

但是,在PPP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完善、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泛化异化问题,积累了一些隐性风险。鉴于此,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财政部、国资委、发改委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严格规范PPP项目管理,强化风险控制。PPP政策关注点从落地率转向规范性、防风险。在地方政府层面,全面组织开展地方政府融资担保清理整改工作,地方政府不得以借贷资金出资设立各类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要求政府承担的项目建设成本与运营成本均应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进行支付,要求政府付费应在项目合作期内连续、平滑安排,防止为多上项目,将财政支出责任过度后移等。针对具体项目区别存量与增量,明确统一新项目入库标准,并划出七条“红线”,通过负面清单严控新项目入库;对于入库存量项目进行集中清理,清退不合规项目,给出2018年3月底前完成的时间表。

特别是,为了严格规模控制,防止推高债务风险,国资委从强化集团管控、严格准入条件、严格规模控制、优化合作安排、规范会计核算、严肃责任追究等6个方面来防范中央企业参与PPP的经营风险。明确要求对于纳入中央企业债务风险管控范围的企业集团,累计对PPP项目的净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上一年度集团合并净资产的50%,不得因开展PPP业务推高资产负债率,对于资产负债率高于85%或近两年连续亏损的子企业不得单独投资PPP项目。对中央企业在PPP项目投资方面加大约束势必为民间资本的参与扩大了空间。为此,国家发改委提出了10条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分类施策支持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鼓励民营企业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民间资本PPP项目融资支持力度、评选民间资本PPP项目典型案例等,提升民间资本参与热情。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方面积极配合PPP改革工作,支持符合条件的PPP企业进行股权债权融资、挂牌转让和退出,确保投、融、管、退这一循环的顺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PPP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涉及行政、财政、金融等多个领域,因而,更应该提高规矩意识,重视市场秩序和管理,严控风险,扎扎实实做真项目,确保PPP改革事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规范整顿启动 “现金贷”利益链条面临考验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实习记者 郭梦迪 信托等金融机构是“现金贷”的重要资金来源,并形成了一条包括信托公司、“现金贷”平台方(简称“平台方”)在内的利益链条。不过,这一链条现在正面临着“考验”。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简称“通知”),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现金贷”业务。起底“现金贷”利益链条 记者了解到,目前“现金贷”业务的一大运作模式是由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内的资金方提供资金,通过平台方与信托公司合作,由信托公司成立信托计划来向借款人发放贷款。

通过这一模式,一些不具备放款资质的平台方也能开展“现金贷”业务,信托公司亦借此拓展业务。某“现金贷”平台项目责任人透露,在此运作模式下,资金方和借款人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利息一般只有10%-20%之间,利息由信托公司来收取,此项业务高额的年化利率其实由以平台为主体所收取的账户管理费、审核费及保险费等一系列费用所产生,这些费用由借款人统一划钱给平台方。某信托公司相关业务人士透露,该模式下,第一道审核权往往在平台机构,这也是最重要的审核过程,信托公司只负责大的风控框架规则。上述项目负责人亦表示,在平台方和信托公司合作的模式下,授信审核和风险控制往往由平台方来完成,平台方是风险控制的主导方,因此该业务的风险也由平台承担。

平台方负责兜底的方式之一是在上述合作模式中引入结构化信托,资金方充当信托计划的优先级,平台方充当劣后级。需加强风险控制 不过,这一利益链条正在经受“现金贷”新规的“考验”。《通知》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的,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助贷”业务应当回归本源,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增信服务以及兜底承诺等变相增信服务,应要求并保证第三方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费。对此,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此后“助贷”模式还可以实现,只是风险控制不能由平台方来提供,而是信托公司要自己进行。这就要求信托公司首先具有开展“现金贷”的风控能力,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或大数据来对借款人进行筛选,但是目前有这个能力的信托公司非常少。

“以后平台方只负责推荐客户,贷款审批是否通过决定权在信托公司。平台方可以导入客户但是要严守信息中介的本源,只能提供客户信息或者推荐客户,平台方此后应当充当的是渠道的角色,风控、放款、扣款未来都要由信托公司进行。”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强调。对此,前述“现金贷”项目负责人表示,平台方是因为主导风控,才能拿到利润。如果平台方只是作为吸引流量的通道,那么高额的利润也将明显减少,平台方未来开展此项业务的动力将大大降低。参与机构面临洗牌 针对此前“现金贷”业务畸高的利率,《通知》也进行了限制。《通知》指出,各类机构以利率和各种费用形式对借款人收取的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禁止发放或撮合违反法律有关利率规定的贷款。

国泰君安证券非银行金融组表示,继续目前的助贷模式,需要“现金贷”平台取得担保资质或引入担保,目前银行收息,平台收费的模式难以为继,无法通过这一方式绕道规避36%利率红线。上述“现金贷”项目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在36%的利率限制下,作为平台如果只是信息撮合和引流,那么和传统的互联网业务比较像,平台方只能拿到服务费,未来继续开展这项业务的动力将不足,而且信托公司可能也不愿意参与对风险较大人群的贷款业务。” 业内人士指出,在上述规定下,此后高利率的模式将很难开展下去,而信托公司未来开展这项业务的动力要看市场情况。《通知》对收益进行了极大压缩,如果以后能够做到降低获客成本,还能保证违约和逾期表现稳定,即使利率降低到36%以下还能盈利,那么这项业务就还可以继续参与下去。

他认为,此项规定会对整个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很多新进入者或者能力不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退出,在这方面提供服务的机构就会减少,信托公司参与“现金贷”业务将面临一轮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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