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下半年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差距缩小


 发布时间:2020-10-20 20:08:10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同欧洲一样,美国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居高不下的就业率,而社会信任下滑可能是一大原因。该文题为《美式硬化? 美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由德克萨斯大学的Olivier Coibion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Yuriy Gorodnichenko和Dmitri Koustas共同撰写。美式硬化是指经济形势的一种不健康状态,20世界80年代经济学家用欧洲硬化症一次来形容欧洲就业市场不佳局面。

作者表示,目前美国似乎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该文将美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灵活性不佳及政府政策响应不力排除在外,不认为这些因素导致美式硬化初现端倪。相反,文章认为,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社会信任力持续下降,则可能解释美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文中写道,“过去30年的调查显示,人们逐渐趋向曲解他人动机,伴随而来的便是大幅下滑的社会信任力,道德观念的改变或将解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但作者并未对其作用的根本机制作深入探究。

意大利政府请求中国购买其“相当大数量”国债的消息,在世界媒体上不胫而走。中国该不该买意大利的国债,不仅是金融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它还经常变成“政治问题”。一些看似有道理,实则很荒唐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比如:中国为什么不将这些外汇用于国内的民生,而非要买外国的国债?这些质问的一轮轮升高已经触及政府决策的合法性。是时候对公众做一个通俗而完整的解释了。外汇储备主要来自进出口顺差等,创造顺差的都是中国企业,他们或者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或者留在自己的账上。但这些外汇都不属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中国政府不能花的钱。

中国政府的唯一义务也是责任是,对其控制的那部分外汇储备进行保值和增值性看护,确保这些外汇对应的那部分购买力不是虚假的。这就像社会的养老基金等公益性资本,保管者无权使用它们,他们的任务就是使其保值增值。这些基金可以存在银行,做购买国债等保险系数高的投资,但不能被用来扶贫济困,做与该基金设立目标无关的其他公益事业。但普通公众中能搞明白国家外汇储备性质的人很少。即使是一些领导干部、企业家以及非金融领域的专家,也常常被外汇储备管理的复杂头绪绕进去,把在国内使用外储和增加财政赤字搞混,认为中国可以“创新”外储的使用方式,将它们直接用于发展国内的民生。

曾有地方高官表示:给我们1000亿美元,我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但这和说把国家银行的养老金都给那个省用,其荒唐度是一样的。央行已经把这1000亿美元折成人民币给了赚钱的企业,如果再给一个省,等于是给了2000亿,这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从没有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额像中国这样巨大,而且大多由国有银行保管,民间的储备额微不足道。要让这些外储保值增值,有多种投资渠道,其中购买美国等大国的国债,受损的概率比较低。但当前恰是各大国的主权信用风雨飘摇之时,也是中国国内用钱最紧的时候,中国公众金融常识的匮乏和互联网带来的意见表达热情偏偏又撞在一起,政府该怎样使用外储,真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

但这又是必须说清的事情,否则外储越多,政府围绕它的表现看上去就越“古怪”。专门负责外储运作的中国投资公司就会被千夫所指,它的正当业务就会被说成“鬼鬼祟祟”的。它投资赢了还好,一旦有任何闪失,就会成为国家形象无法承受的“丑闻”。把外储的性质对公众说清楚,并非很难。但是第一,政府应当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要让外储的使用不断增加公开及透明度,同时对外储的保值增值实行追责制度。循这个大思路,就外汇储备做一场面向公众的常识普及很有必要,这是发达国家没做过的事情,今天中国的“特殊位置”,在逼中国搞一场“特殊教育”。

第二,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应当就外储说真话,说实话。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鼓吹要将外储用于国内,甚至由老百姓“分掉它们”,这些有悖常识的“专业主张”,大概只有在缺少金融常识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如何使用外汇储备首先就是金融问题,但处理不好,它的“政治化”将不以少数明真相者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政治化”正在中国舆论场上逐渐上演,展开。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应对欧债危机、考虑是不是要救援欧洲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先求不败,然后求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贸研究部梅新育博士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梅新育说,中国首先要致力于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再去谈救人。从目前看,中国完全能经受住欧债危机的冲击。而且有一定余力对危机国家进行救援。但有余力救援,不等于一定应该去救援。是否要救援,首要条件要看你如何让我相信中国的救援、购买的债券不会血本无归,而且能得到应有的收益。“大国心态是要算大账,但不等于完全不算小账。” 不能对最优结果一厢情愿 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国内各路专家也纷纷对中国是否要援助欧洲发表意见。一派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合适的条件下,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以谋取更长远的利益。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现在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哪有余力救助别人?在争论中,也不乏一些激烈的言论、民族主义的声音。对此,梅新育认为,在国际经济危机问题上,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理所当然,但要考虑中国的这项利益和那项利益,哪个更大,怎么样取舍。

“在要不要救欧洲,怎样救的问题上,不能把最优情况当作我们决策的基础,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们自己单方面可以达到最优的局面。”梅新育强调,欧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重要的外商投资的来源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进口的来源地。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欧洲答应中国合理的救援条件,中国帮助欧洲稳住阵脚。但是这样一个最优结果,不是我们单方面就能决定的。如果欧洲不肯满足中国合理的条件,欧洲没有表现出实现经济较快复苏、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团结一心共度难关的意志、凝聚力,那我们怎么办?中国就不可能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任由这些钱打水漂。“如果最优结果无法实现,我们只能追求次优,明哲保身。” 梅新育说,中国综合经济实力世界第二,需要越来越多地在境外投入和展现力量,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一个总体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无限的资源可以用在外部世界。投入资源必须考虑它是不是派了最好的用场。因为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资源归根结底都是国民血汗,不能不仔细盘算。这是对中国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中国有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资源不能浪费,要用到效率最高的地方。

“好比一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必须精打细算,把钱用到效率最高的地方,不能‘会哭的孩子多吃糖’。如果这样,即使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也是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 “更何况一些国家集团,一方面把中国当最大的竞争对手、百般遏制;一方面出现危机了,又希望中国救援。只希望享受、利用中国资源,不希望接受中国必要的监督和条件。这样,我们能接受吗?”梅新育说,“这个世界是充满竞争的世界,我们考虑问题时不敢忘记这一点。忘记这一点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话可以让歌手唱,但对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和决策者来说,以为‘世界充满爱’已经是现实而不仅仅是良好愿望,或者按这种心态思考问题做决策,那是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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