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终审法院新大楼举行启用典礼


 发布时间:2020-12-03 18:24:20

港府正就政改方案咨询公众,《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1日接受访问时,高度肯定中央对香港落实普选的诚意。梁爱诗指出,中央政府把普选的目标作为对香港长期方针政策的一个承诺,如果中央对普选没有诚意,又何必让它写进《基本法》呢?选举产生的立法会,是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信心的表现。她表示,中央信任香港人能治好香港,相信香港会发展一个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所以有普选这个目标。1984年12月,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公布了中英联合声明。

梁爱诗指出,“声明”没有就立法会的组成作出任何规定,只提到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任命。“声明”又把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放在附件一里,而附件一第一条第三段除重申“声明”的第12条外,还有这么一句,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因此,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由普选产生,都不是英国政府通过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承诺,而是由于《基本法》的诞生。梁爱诗又表示,《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给予人大常委会在香港政制发展一个角色,即是在2007年以后,如果两个产生办法需要修改,它必须得到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或备案。

备案便带有审查的意义,如果修改方案违背中央对特区按《基本法》所载的长期方针政策的话,人大常委会便不会备案。特区政府有责任就政制发展问题与中央沟通,否则如果在备案时遭人大常委会反对,便会引发宪制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至于社会对最终普选模式的争议,部分立法会议员不肯讨论2012年的选举办法,一定要否决港府提出的方案。梁爱诗说,《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意识到普选不是马上可以达到的事,而是大众的期望,这个期望要经过努力去落实,而2012年的产生办法,必须在短期内达至共识,留足够时间去完成批准的程序,立法的审议,还有行政上的准备,使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向民主目标迈进一步。

因此这不是“我对你错”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快慢步骤中取得最佳的妥协,让政制可以向前发展。梁爱诗认同,最终普选的模式是要讨论的,但现在社会上未有充分的讨论,如果要马上进行,便会令目前最急的方案讨论岔开,不能集中精力去解决2012年的两个产生办法的修订。结果远、近两个目标都会落空。她说,“现在的问题并非中央政府是否有诚意落实普选,而是香港人能否团结?在未有达到最终普选目标之前,有没有决心为政制发展开步向前走,还是宁可原地踏步?” 梁爱诗表示,“大家应该正正经经积极讨论方案的内容,不要再浪费时间,采取一些不积极的行动。

现在已经有(普选)时间表,不要整天说中央不给予你什么,如果香港人不能达成共识,这不是中央的问题。”。

香港特首曾荫权正式宣布,特区政府已决定在立法会迁往添马舰新址后,把现立法会大楼移交司法机构,作为特区终院的新址,并期望可将使用权于2012年大楼启用100周年时正式移交。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则指,现立法会大楼本身为法定古迹,根据法例规定不能作出任何改动,但内部在尽量维持原有特色的同时,会因应实际需要添加设施,古物古迹委员会会就此提供意见。立法会大楼前身为香港最高法院。1898年2月28日,立法局(立法会的前称)决议建造“新的法院”,即最高法院大楼,并委聘当时的著名建筑师、曾设计英国白金汉宫南正面的英联邦采办处顾问建筑师亚士东•伟柏及英格里斯•贝尔设计。

两人于1899年完成大楼图则后,建筑工程随即于1900年开始,由于缺乏合适的花岗石及石匠,以及承建商逝世等原因,工程进度受到拖延,大楼历时12年才完成。1912年1月15日,当时的港督卢嘉为大楼主持了启用典礼。随后的70年,除二次大战期间一度成为日本的宪兵队总部外,大楼均为香港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当时,大楼地下设有田土厅及司法常务官办公室、服务市民的柜位,以及接收囚犯的设施。囚犯入口附近是囚室、接收囚犯室及警员等候室。面向昃臣道的法官入口附近是执达主任室。地下设室内楼梯及室内高架桥,后者称为“奈何桥”,连接囚犯接收室及囚室与一楼的法庭。

二次大战后,地下部分办公室改建为3个法庭。现时已经改为立法会秘书处及议员室。1978年,地下铁路工程引致大楼出现裂痕,大楼因而关闭进行复修工程。1983年5月24日,行政局(行政会议的前称)批准将大楼外部列为具历史价值的建筑物。1984年,大楼外部被列为古迹,受到《古物及古迹条例》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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