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疯传“医生感染H7N9死亡” 官微紧急核查澄清(图)


 发布时间:2021-02-23 07:24:20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通报,深圳市确诊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目前病情稳定。东莞确诊的第二例病例何某,于6日23时20分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死亡。另据广东省卫生计生委6日通报,广州市和阳江市分别确诊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病情危重。广州患者谢某,男,47岁,从事禽类销售和运输工作。阳江患者李某,男,71岁,农民,无明确活禽接触史。(记者 邓圩)。

近日,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医生卖婴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今日在接受人民网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除了涉事医生个人道德的沦丧,这件事也暴露了医院管理存在的巨大漏洞,医院的管理往往能够杜绝“外贼”盗婴,而对于产科主任这只“内鬼”,则防不胜防。同时,家长因新生儿患病而同意放弃,也反应了社会保障的不足。按照严格的医院管理,新生儿出生时,应有1人以上的医护人员在场见证,并交予产妇看,确认产妇看到新生儿的样子及性别特征。庄一强说,“有些医院为了避免新生儿被弄错,还给孩子手腕上束了腕带,标明产妇姓名、出生时间、性别等等。

部分腕带还有预警功能,如果婴儿离开某个区域,腕带还会发出警报响声,避免婴儿被盗。” 同时,他强调,以上这些医院管理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婴儿弄错、被盗,以及保障安全的,主要针对的‘外贼’和意外,而这起卖婴事件的作案者,是非常熟悉医院流程、并且在产科一手遮天的“内鬼”,所以,这些医院管理的措施对她来说没有什么约束作用。“作案者为了金钱和利益,利用自己是医生的职务之便,拐卖婴儿,这是医德沦丧的体现,是绝对无法原谅的。” 分析案件发现,涉事医生称“新生婴儿患有先天性传染病及先天残疾”,于是,新生婴儿父亲表示自愿放弃并自行委托医生张某对新生婴儿进行“处理”。

这一点也引起了庄一强的关注。为什么患病的孩子会被放弃?他认为,在该新生儿的父母心里,一个病儿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他们宁愿舍弃亲生子,来避免将来的生活可能遇到的种种麻烦。“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不足。如果对于残疾人的保障充足,对于大病的保障充足,人们不至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谁会轻易舍弃自己的亲骨肉呢?” 据悉,涉事医生张淑侠与山西贩婴团伙等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富平县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莉和另两名副院长已被免职。(记者赵敬菡、马晓慧)。

在号称“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医疗资源“拥堵”,近千名病人家属随地露宿,场景令人心酸。在分级诊疗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当下,如何让“淤积”在大医院系统中的常见病及慢性病人“流动”到基层医院中,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是解决目前中国医疗系统供需矛盾的关键。在浙江宁波,社区卫生服务正成为政策关注的“风口”。全科医生可与居民建立“家庭医生”契约关系,不仅让病人“重回家门口”看病,更激发了医疗新体制未来的种种想象。随着“家庭医生”制度的渐次铺开,“扎堆”看病的痼疾有望获得新的“处方”。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 “家庭医生”顾名思义,是指居民与就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签订合约,家庭医生将根据签约居民病情予以全科诊疗、家庭病床及区域定点医疗机构转诊等服务。签约病人多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等人群。今年5月1日起,宁波启动实施了契约式家庭医生制服务工作。一直以来,中国医疗生态圈就深陷“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之中,患者就诊亦陷入一种“无序”状态。据此前《浙江日报》报道显示,三甲医院中一名专科医生一天面对的80%患者,主要是进行慢性疾病和健康管理相关的诊疗和服务,真正疑难杂症患者很难“挤”进来。

在两个多月前正式持“家庭医生证”上岗的医生吴斌看来,分级诊疗能牵住“看病难”的牛鼻子,而“家庭医生制”则有望开具“分级诊疗”的药方。“其实现在基层医院都设有全科门诊,可以对慢性病及常见病情进行筛选。而遇上患有重症或紧急病情的病人,家庭医生也可以通过医联体与上级医院对接,为签约病患优先转诊开通‘绿色通道’。”吴斌说。浙江省宁波市西门望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胡剑告诉记者,在“家庭医生”制度下,签约居民常见慢性病可享受到与市级大医院相同的药品,而且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常见治疗药品的一次性处方可放宽至2个月量。胡剑坦言,以往不管是大医院或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平日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重复配药工作。“虽然家庭医生制实施以来,医院的门诊量没有大幅增加,但‘有效门诊’正浮出水面,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得到了解放。” 胡剑始终认为,大医院应重置急危重症、疑难杂症诊治和科研的定位,而常见病和多发疾病应回归到基层社区。“如今很多大医院反而承担了社区门诊的职责,基层医院与大医院之间定位不清,容易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门可罗雀’的尴尬现象。” 但当病人重回“家门口”,社区医院又是否有能力留住呢?对此,胡剑有话要说,“基层医生充当着健康守门人的角色,‘一张饼子摊得大’,而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更多是‘一个洞钻到底’,二者的分工定位不尽相同。

” 宁波市基层卫生与妇幼卫生管理处处长章国平告诉记者,如今宁波正积极培植医疗联合体,师徒结对、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模式将把基层医生与专科医生的资源有效对接,这有望提升患者的信赖度,并逐渐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格局。从“以药养医”到“粉丝效应” 78岁的宁波老伯曹允道曾在2000年接受心脏支架手术,在他的眼里,去大医院复查高血压是一场“恶战”,“挂号、看病、收费、报销,拿药,样样都要排队。”但从几年前开始,曹老伯不再舍近求远,他逐渐回归社区看病配药,并于今年正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署家庭医生服务。188名病人,这是吴斌在短短两个多月签约的病人数。吴斌坦言,“签约的绝大部分病人是多年的老病患了。”医生之间互相调侃道,签约病人就好像“粉丝群”,医生的口碑和品牌越响通常“粉丝”也就越多。让优秀医生扎根基层土壤,收入待遇是重要的调节杠杆。按照规定,宁波家庭医生服务费每人每年150元,其中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及签约个人各承担50元,每名家庭医生负责范围不超过1000名居民。章国平透露,家庭医生服务费用将纳入到对基层医生的技术劳务补贴中,基层医生的绩效分配将更有活力。

此外,在家庭医生制的空间下,基层医生的高级职称评比比例也有望提高。在胡剑看来,“家庭医生”犹如一把杠杆撬动了分配制度的活力,从“以药养医”到现在以“技术服务”集聚“粉丝”,医生的自我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的体现。眼下,不少医生正积极汲取心理学、营养学等各类知识,并在病人间建立了微信群,即时进行病情解答和健康指导,“沟通顺畅医患矛盾也就缓解了。” 走在乡间的“家庭医生”队 而当宁波的“家庭医生”正“飞入”城区百姓家之时,一条独特的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路径也在这片阡陌交错的大地上铺陈开来。由于农村地区地域广,人口分布散,宁波市江北区卫计局副局长孙俊伟认为,家庭医生服务要因地制宜,探索构建出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分级诊疗模式。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杨振宇表示,为了适应村民就医习惯,医院按照地域对全科团队进行了划分,建立了“组团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我们的卫生站点是动态的、流动的,针对未设医疗服务站的行政村,医院会以‘家庭医生巡回工作室’为主体,为村民提供预约式、订单式、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在乡间,“家庭医生”会携带移动随访包,用平板电脑连接4G网络,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居民提供优先挂号、预约就诊等一站式医疗卫生服务。

“分级诊疗,如果基层不强,就是一句空话。”孙俊伟认为,基层首诊一直是制约“家庭医生”制及分级诊疗的瓶颈,只有按下了这个关键按钮,医疗资源才能流动起来。但对于优质医疗资源紧缺的农村,基层首诊中至关重要的优秀医生从哪里来?除了通过全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以外,“最快的办法是让大型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直接‘下沉’,构建资源流转互通的渠道。”孙俊伟认为。无疑,搭建纵向医疗联合网络,推动双向转诊的落实,是疏通家庭医生制度的关键。但杨振宇仍无奈叹道,当基层首诊中发现需要转诊的急症病人时,却容易出现上级医院病房已满等资源不足情况。在“双向转诊”中,合理的资源预留和下沉,仍需要多部门协调,打通这“最后一公里”。“现在我国的医疗生态多是首诊在综合医院,配药也在综合医院,这是个‘倒金字塔’结构。希望通过‘家庭医生制’对分级诊疗的推动,能实现首诊在基层,一般管理在基层,合理的转诊在综合医院的原始架构。”孙俊伟认为,当医疗金字塔重新定位,大中型医院的医务人员能“分流”到基层中,一股活水也将涌入积弊已久的医疗系统中。“尽管家庭医生制尚处萌芽,但对于未来,这股全新的变革力量值得期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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