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中国经济有哪些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专家回应


 发布时间:2020-11-25 21:40:00

美国经济将有“相当大风险”。相比此前言论,美联储如今对经济前景更不乐观:今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失业率至少持续上升到二0一0年。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是在上月的例行议息会议时作出这一判断的,但直到本月六日才向外界公布。美联储正是在上月十六日的这次议息会议后,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降至历史新低,以挽救美国经济。美联储官员相信,美国经济前景将持续走弱,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跌风险。美联储一些负责人表示,“在目前的金融动荡中,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需要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事实也证明,美国经济每况愈下:二00八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负增长百分之零点三,跌幅创八年新低;失业率则不断创下新高,仅上月就减少了五十万个工作岗位。“或许要到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才能缓慢复苏”,美联储官员说。(完)。

王一鸣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一鸣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上的发言 我想围绕底线的不确定性和应对策略做一个简要的讨论。现在特别需要强调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凡事都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主动权。现在的问题是底线在哪里?底线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不确定性的,特别是有两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问题,依然面临不确定性。第一个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不确定性。现在大家的基本共识是,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会不会形成像大萧条时期那种情况,现在还有不确定性,这主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

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年中或者7、8月份得到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会怎么样,现在分歧仍非常大。我看目前大多数人认为“V型”反弹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未来全球经济更可能的是“W型”的增长。“W型”就隐含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反映在供给端——全球供应链的收缩和调整依然还是不确定的,也反映在需求端——就是企业和家庭债务水平的上升,市场预期的变化和消费行为的变化,这个会影响到需求。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更长,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还会进一步传导到金融系统。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美国采取“无上限量宽”,这种量宽政策在压低资金实际利率水平的同时,也大大增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

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拉长,金融系统会受到传染,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第二个不确定性是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这是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变量。5月15号美国发布了对华为的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第三方供货商只要用了美方的芯片,向华为供货必须得到美方的许可,这大大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5月23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进一步限制获得美方的技术。再加上最近限制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去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限制中国学生,科技领域的脱钩似乎正在全面展开。金融领域,5月13号美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不允许向中国股市投资。5月20号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外国公司承担责任法案,对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提出了一些特别的限制措施,这可能会加快中国概念股的撤离,我们看到京东、网易正在筹划在香港上市。

这两个不确定性对中国国内经济会形成相当的影响。首先,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 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它会从外需上影响到中国经济,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波冲击”,这种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外需的收缩正在向国内传导,我们的出口按美元计价是下降的,尽管5月份按人民币计价当月同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但按美元计价仍下降3.3个百分点。6、7月份出口形势会根本好转吗?现在很难下结论,外需收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订单的下滑或者说订单的萎缩正在显现。这种变化就会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压力。中小企业已经面临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滑,亏损面扩大等问题。如果外需收缩进一步传导到沿海外贸企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大。

中小企业订单下滑,或破产倒闭风险增大,就会进一步增大就业压力。外贸行业就业容量大概是8000万到1亿。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到6%,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了13.8%,比3月份高了0.5个百分点。现在可以看到一部分春节后返岗农民工又出现了返乡。全球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性会从需求端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供给端就是摩擦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接近全球的30%,如果要说产能的话,可能份额更高。我们现在要进口大量中间品,有人说中间品占进口份额要占到三分之二,进口结构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中间品里面,有一部分短期内国内供货商很难替代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原因, 我们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

如果这些中间品供应链中断,包括主动的断链,比如美国想方设法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有一种是全球供应链调整,或复工复产进程受阻,带来被动的供应链中断,这就会对我们的供给端继续形成影响。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会不会向金融部门传导?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国内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领域风险压力是增大的。财政收支缺口特别是基层收支缺口扩大,“三保”压力是很大的。加上金融领域企业负债水平上升,违约可能会增加,不良率会上升,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会加剧,这都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守住底线,中央给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六稳”和“六保”。“六稳”就是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这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

如果经济稳不住,“六保”也很难实现。“六保”是着力于兜住就业和民生的底线,它是个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只有守住“保”的底线,才能拓展“稳”的局面,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六保”应该是放在优先位置的。而且,“六保”从战略层面来说也是符合扩大内需战略需要的,如果我们就业和民生都保不住,怎么扩大消费?如果企业都保不住,怎么扩大投资。从短期来说,“六保”至关重要。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委员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关系到中长期发展。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到本世纪以后逐步形成世界工厂。这也促进在全球范围形成了“大三角循环”,也就是美欧作为研发和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和生产中心,中东和拉美作为能源和资源的供应中心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是一个多赢的格局。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大三角循环”也开始暴露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美欧出现了过度负债、过度消费,产业外移造成制造业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极化,民粹力量上升,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

东亚这边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引发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系统性调整,2018年把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原有的这种国际循环模式,在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必将发生系统性调整。“双循环”战略,就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主动调整。“双循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需求端,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包括“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新基建区别于传统基建是一个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的领域,新型城镇化特别强调县域包括一些成规模建制镇的规划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已经在下沉,再加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从长远来说,扩大内需更重要的还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有4亿人,虽然下限标准还是偏低的。我们不断的扩大这个群体,未来15年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如果能够争取翻一番,达到8亿人,市场规模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需求端。在供给端,要着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无论是经贸摩擦还是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还是有很多短板,下决心补短板,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还要避免风险进一步向金融领域聚集,这就是“双底线”。经济的底线要守住,防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在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还要增强风险意识,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牢牢守住防风险的底线。

经济 疫情 不确定性

上一篇: 中国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

下一篇: 海关总署:近几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基本稳定



发表评论:
相关阅读
热点话题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12-2020 金风资讯网 版权所有 0.39252